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红楼絮语(二十七)  

2012-12-07 08:21:33|  分类: 文学评论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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红楼絮语

 

(二十七)

 

 

《红楼梦》的前八十回里,写到了大量西洋(欧洲)物品,涉及这个贵族大家庭日常生活的衣、食、用等方面,却没有写到西洋(耶稣会)传教士和天主教、天主(上帝)和《圣经》,这是很令人好奇的。或许是我读书粗忽、学识浅薄,没有发现!我看过的红学资料(如一粟编《红楼梦卷》等)和中国小说史文学史(如鲁迅著《中国小说史略》、郑振铎著《插图本中国文学史》、几种大学文科教材等)里,目前也还没有读到这方面的论述。《红楼梦》里写到了佛教和道教(甚至还有萨满教和喇嘛教?)的思想,也写到了僧尼和道士的活动,表明作者是非常留意宗教的;从小说里写到的大量洋货以及提到的外国名字来看,作者的“世界知识”应该蛮丰富;那么,伴随这些洋货而来的“泰西儒士”(即耶稣会士)和“事天之学”(即天主教),作者在世时事实上已经在中国存在、传播了一百五、六十年,这些史实,博学的《红楼梦》作者会一无所知么?如果知道,那作者为何只写西洋的“物质文明”却只字不提它的“精神文明”(“西洋之书,天主之教”)呢?抑或有其它不可明言的隐情(“碍语”)?

《红楼梦》作者曹雪芹生活的年代,大约是在清康、雍、乾三朝17151763年),出身于“天潢贵胄、礼乐诗书”家族,曾祖曹玺、祖父曹寅、父辈的曹颙曹頫等,世袭江宁织造一职(任所在南京)达六十年之久(为皇室采办特供品并为康熙收集南方的吏治民情等方面情报);康熙六次南巡,曹家就接待了四次,康熙南巡时也数次召见了当地的外国传教士,并与他们谈话;《红楼梦》成书的时间,大约是在清乾隆年间18世纪中期);《红楼梦》的小说内容,一般认为是以十七世纪后期至十八世纪上半期的中国社会为蓝本的。此时的中国,正是史上所谓“康乾盛世,嘉道守文”时期16811796年)。入关以后,满清政权经过一百多年的经营,剪灭三藩、收复台湾、订约尼布楚、平定准噶尔,至此已臻于极盛。封建皇权稳固,国力强盛(国民生产总值居当时世界第一,工业产值占当时世界三分之一),人口众多1790年突破3亿,居当时世界第一),幅员空前辽阔北起自外兴安岭以南,东北至北海,东含库页岛、琉球群岛,西至巴尔喀什湖以东,南至马来半岛和苏禄群岛),社会大体安定。但是,晚明时期耶稣会士利玛窦等使华时敏锐观察到的、中国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已明显落后欧洲文明的状况,这时没有丝毫改变,而十七、十八世纪的欧洲,正处于启蒙主义、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的热潮之中;尤为严重的是,同一时期的明清两代绝大多数的中国精英(知识分子),对此似乎也没有更加清醒、深刻的认识。等到魏源、林则徐辈在丧权辱国的奇耻大辱中再次“睁眼看世界”、去寻找“坚船利炮背后的学问”时,已经落后早就主张“欲求超胜,必须会通”的徐光启、李之藻们二百五十年了!这二百五十年,决定了中国在世界近现代史上任人欺凌、任人宰割的羸弱地位和悲惨命运!

明万历十年1582年),罗明坚、利玛窦等耶稣会士进入中国内地,这是历史上基督教第三次来华传教。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士,秉持“入乡随俗”和“宗教宽容”精神,采取了“合儒易佛”、“驱佛补儒”的传教策略,主动与中华文化的主流(即儒家文化)相融合、相适应,改穿儒服,学说汉语,使用文言文,与贵族官僚和名流文士交友,传授西方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,很快赢得了中国社会统治阶级和精英阶层的好感与欢迎。彼时的晚明政权,仍然秉持“天朝上国”一贯的“唯我独尊”、“夷夏大防”的传统观念,仍然采取“夜郎自大”、“闭关锁国”的对外政策,拒绝与外国建立平等正常的外交和贸易关系(有明一代总体上奉行的是“朝贡”贸易体制和“海禁”政策)。对于外来的天主教,政策和法律层面上明朝政权也是禁止在内地传播的,但执行起来却时宽时紧。晚明的万历、天启、崇祯三朝,欧洲传教士因在华非法传教而遭囚禁、刑罚、驱逐的事件(如万历四十四年的“南京教案”等),时有发生。即便如此,以利玛窦、汤若望为代表的耶稣会士,凭籍令当时中国人耳目一新的西洋器物(如钟表、洋琴、棱镜、天球仪、地球仪、地图、书籍、圣像画等)和先进的科学知识(天文、地理、数学、工程、火器等),以及对传教事业的忠诚执着和令人敬佩尊重的人格人品(必须指出的是,耶稣会士来华传教的历史背景,是欧洲殖民主义势力伴随地理大发现的全球扩张!),还是赢得了包括皇帝在内的官僚和士大夫阶层的好感,在封闭守旧的中国成功地站稳了脚跟,甚至还在中央政府部门(钦天监)任职。至明朝覆亡,耶稣会士已在韶州、南昌、南京、北京四地建立了天主教堂,受洗信徒达数万人(据耶稣会传教团给罗马教廷的报告,1663年中国全国教徒达到11万)。

明亡清兴,以汤若望、南怀仁为代表的耶稣会士,审时度势,毅然采取与满清统治者合作的策略(在南方的传教士则与南明政权合作),并以自己在天文和造炮知识方面的专长以及语言上的优势(通汉语、满语和欧洲语言),继续为新的统治阶级服务。如汤若望便与清初的皇室建立了匪夷所思的亲密关系,孝庄皇后甚至愿意以女儿身份相待汤若望,顺治帝(清世祖福临)则称呼汤若望为“玛法”(满语“爷爷”的意思)。清顺治十五年1658年)汤若望已是通议大夫、太仆寺卿和太常寺卿、加通政使的一品官了。康熙朝初期,杨光先发起的“历狱”教案,历时五年,对汤若望本人和耶稣会传教活动是一次沉重打击。直到康熙亲政,才为汤若望等传教士平了反,聘南怀仁为钦天监监副,并于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)颁布了“容教诏令”,允许天主教在内地自由传播。据统计,到十七世纪末,在华的修会和罗马教廷组建的教会组织已遍及全国主要省份,有的还深入到县、镇。全国共有一百多个会院,二百五十多座教堂,三十余万教徒。利玛窦等人用文言文撰写的《天主实义》、《二十五言》、《畸人十篇》等阐述天主教基本教义教理的著作,在十七世纪初期曾多次刻版印行,刊行时名人名家为之序跋,不下数十篇,足见影响之大。后被收入李之藻编的《天学初函》大型丛书,清乾隆时编撰的《四库全书》也收录了上述著作。而被一些红学家目为贾宝玉生活原型的清顺治帝、李贽(卓吾)、冒辟疆等,都与传教士有过接触交往,也了解天主教的基本教义。从十七世纪后期开始,关于中国人祭祖、祭孔、祭天地等习俗是否为“偶像崇拜”和“异端”的所谓“礼仪之争”(文化之争实质上涉及国家主权问题),就在传教士和罗马教廷之间持续不断,并愈演愈烈,最终上升到国家层面(康熙帝与罗马教皇的“权力与意志之争”),17211月,面对罗马教皇1715年颁布的《自登基之日》通谕,康熙皇帝断然下令全国“禁教”:“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,禁止可也,免得多事。”(《近代中国史料丛刊》续编第七辑第96页)此后的雍正、乾隆两朝,继续在全国范围内禁教,利玛窦、汤若望等耶稣会士艰辛开创的在华传教事业,在一百多年后终于式微,被迫转入边远农村和地下。不过,北京地区的有技术专长的传教士仍受到朝廷重用,如戴进贤、郎世宁、蒋友仁等,受聘为乾隆修历、绘画和建造圆明园,但传教被禁止。1773年,耶稣会被罗马教廷解散,天主教在华第三次传播至此戛然而止。

这些史实,在《红楼梦》及与它同一时期的小说中,几乎见不到,我不明白这是什么原因。尤其让我奇怪的是,写了大量洋货的《红楼梦》,却没有传教士和天主教方面内容的任何记载!这部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,岂非因此缺了很重要的“一只角”么?

2012-12-7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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